许纪霖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、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。

    南方网讯

    南方都市报：从整体而言，你认为科举制度下的士人能否依然保持较完整的独立人格？

    许纪霖：除了法家支持强有力的皇权统治以外，按士大夫追求的理想，他们内心有一个道统（儒家）、有一个政统（皇权），应从道不从君。由此而言，整体上士人是有独立人格的，否则很难理解为何会出像海瑞那样的清官，为何会有“武死战、文死谏”的传统了。如果要按现代的标准，他们都服从于儒家传统之下，又算不上“独立人格”。但是，我们只能历史地看问题，不能苛求古人。

    南方都市报：科举制度为什么在中国能维持1300年而不倒？

    许纪霖：科举制与独立人格没有必然联系。科举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很重要，在社会里起到了枢纽作用。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和价值的整合上，科举制代表的，既是官方意识形态，又是公众所追求的价值，对社会结构起到了一种整合作用。

    科举制保证了当时的士大夫在政治结构上，既是辅助君王的中坚，同时又是社会精英，一身兼任两种角色。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通过科举制度来吸纳社会精英，只有不断地把精英吸引进统治阶层，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。

    南方都市报：当时在废除科举的时候，一种选择是渐进的变通的方式，一种是立即彻底废除。在今天看来，哪一种对中国更好？

    许纪霖：科举制是一定要废除的。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选择的是渐进的变通方式，张之洞首先提出十年内逐步废止科举制度；而袁世凯、端方等人提出立即彻底废除科举。其实，早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，科举制已进行过一些改革，考的内容已经由八股改为策论了，策论牵涉到新学的许多内容。但到了二十世纪，列强紧逼，时间紧迫，改革已经来不及，只有先废除科举，才能兴新学。

    科举废除了，如何保证新的吸纳社会精英的制度？没有给出答案。士大夫阶层消失了，社会精英多元化了。部分人就读水师学堂，部分人去经商，还有人去从军、办报、从事文化事业。这种多元化，带来积极的影响，促进了文化和商业的发展；但同时带来了更大的负面作用：国家与精英的制度性联系崩溃了，社会动荡。

    南方都市报：这种文官选拔的制度与今天的公务员考核和选取有何不同？

    许纪霖：两者的标准不一样，目的也不一样。公务员选拔的是官僚，需要的是工具理性，不要求对政治有个人的理解。而科举制选拔的是政治家。

    四书五经所传授的是价值观，考的是考生对经典的理解，必须具备个人见解才能脱颖而出。此外，科举考的是通才而不是专才。虽然很多知识后人看来都是荒谬的，但是能考上去的士人绝大多数都是聪明的。与今天不同的是，科举制还有个人化的东西，判卷与主考官的素养和见识有关，允许有个性存在：所以考生往往都可称作是主考官的学生。但是今天的高考完全都是机械化的，完全去除了个人化的因素，僵硬而死板，考官与考生没有任何关系。

    南方都市报：科举制度废除了之后，知识分子何去何从？

    许纪霖：精英是否有奔头很重要。科举废除产生了两重断裂：一是知识分子与国家的断裂。北洋政府时期，大家都讨厌政治，因为此时科举已废，政治的上层很多都是军阀劣绅，非精英化了。一是知识分子与社会的断裂。

    过往士绅是农村的中坚力量，但科举废除后，农村人都到城里来了，地方上转由土豪劣绅掌权，不再有开明绅士。同时，城市里的精英独立出来，既不从事政治，也不在社会上，而是出现在学校、在传媒。这两者与社会都只是象征性的关系，很隔膜，只能通过舆论来影响社会。精英流落在民间，但民主社会又尚未建立，由此，带来了社会的动荡。

    功名的意义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降低，并且，官位很有限，王韬、郑观应等人转而投身做买办、从事工商业、做文化产业，以前的边缘职业在他们的带动下成为正途。接下来，留学放洋也成了一种新功名，“海归”又成了一种很重要的新身份。像蔡元培、蒋梦麟、严复等，都是有新旧两重功名的人。基本上，有科举旧功名的知识分子，知识结构是旧学的好，如蔡元培；海归的知识结构是新学的好，如胡适，虽然他们同样以学贯中西而著称。

    南方都市报：清末民初科举废除之后，社会阶层的流动怎么实现？

    许纪霖：正如罗志田教授所研究的，科举考试的成本低，因为课本只有四书五经薄薄几册。它对所有人都开放，相对公平：这种考试解决的是社会稳定的问题。科举废除之后，读书、上学堂成本更高，贫寒弟子要通过新学往上走，比通过旧学要难：旧学可以死记，而新学更讲究素质和完整的知识结构。

    我把高考制度称为“新科举”，科举制度仍阴魂不散，它解决了人才流动的问题，而不是知识的问题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应试制度不合理，但它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，满足了精英的向上流动，这些要求都比知识层面更重要。

    高考是一种无奈的制度，是一种“迫不得已的荒谬”，虽然保障了社会的公正，但却是以牺牲知识为代价的。

    南方都市报：罗兹曼主编的《中国的现代化》一书曾指出：“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。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，必须把它（科举废除）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。”你同意吗？

    许纪霖：从文化史、社会史学的角度而言，这种说法是对的。没有1905年，就没有1911年；没有科举废除，就没有辛亥革命。参加辛亥革命的是新军，接受的是新学，整个革命导向是背叛传统旧制度。如果没有科举的废除，就产生不了这样的力量。

编辑：吕剑